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三)

　　20世纪中国音乐的形态特征问题

　　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外部形态特征，呈现为欧洲18至19世纪古典奏鸣曲的典型形态结构。

　　第一个时段(1900——1935)为整部“百年奏鸣”的“呈示部”。

　　“呈示部”是一个由两个“副部”组成的“双副部”的结构。

　　“主部主题”就是在20世纪初叶形成的“为启蒙”的主流音乐批评观念。“为启蒙”这个主题之所以成为20世纪“百年奏鸣”的“主部主题”，就是因为“启蒙”问题，是早在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之后，就已经被当时中国的思想精英确立起来的基本“主题”。这个“主题”的确立不是偶然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的思想精英们开始反思我们的文化体制。从意识到“器物”制造能力的不足，深入到制造能力背后的文化体制，再深入到基础的教育体制。认为解决文化问题的当务之急，就是“启蒙”国民精神。“启蒙”精神的核心，就在于革新教育。于是，革新教育体制(“新学”)的工程，就浮出“水面”。大家普遍地意识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新型教育体制中的一个基本“元素”就是音乐。在这一条途径被发现出来之后，音乐艺术立刻就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上“启蒙”运动的有效途径。“启蒙”也就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百年奏鸣的“主部主题”。

　　“主部主题”确立的同时，也就同时确立了两个“副部主题”。因为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

　　其中的“第一副部主题”，就是在20世纪初叶形成的“为救亡”的主流音乐批评观念。民族存亡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就是中华民族时刻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救亡”就是运用一系列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手段，对外来侵略进行抵抗，以此挽救民族的命运。“为救亡”这个“副部主题”的确立，就是对音乐艺术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至高无上的政治功利要求。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艺术的发展道路向我们表明：音乐艺术以自己尚显孱弱的身躯，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使命;用自己尚显稚嫩的笔触，大气磅礴地谱写了20世纪的辉煌交响。

　　其中的“第二副部主题”，就是在20世纪初叶形成的“为艺术”的主流音乐批评观念。“为艺术”就是音乐艺术除了她的社会使命之外，还应当担当艺术自身发展的使命。因为音乐艺术这匹“马儿”在努力“向前奔跑”的同时，还需要“吃草”，还需要艺术自身的“自恰”。这就是“第二副部主题”出现的历史必然。“为艺术”这个“主题”在20世纪初叶初露端倪的时候，还十分的“虚弱”，在此后的成长历史过程中，一直未能获得大多数民众的认同与支持。即便如此，“为艺术”这个“主题”仍然以自己卓有成效的“呈示”、“展开”、“发展”，与另外两个“主题”相互“斗争”而发展、相互“矛盾”而存在。在矛盾的“冲突”中壮大了自己，在三者互动的进程中，为另外两个“主题”的“展开”与“发展”提供艺术能量。

　　第二个时段(1935——1976)为整部“百年奏鸣”的“展开部”。

　　在长大的四十余年的“展开部”中，20世纪中国音乐的这部“奏鸣曲”基本上是在“主部主题”和“第一副部主题”之间“展开”的。

　　焕发民众精神、革新文化传统、建立新型教育，这个“为启蒙”的“主题”，成为近现代中国音乐历史上的一个最强音。“为启蒙”这个“主部主题”在20世纪初叶“呈示”出来之后，整个中国社会的精神为之一振，整个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也随之焕然一新。在随后的“展开”的过程中，这个“主题”也一直居于核心的地位。

　　动员民众力量、驱逐外来入侵、建立革命政权，这个“为救亡”的“主题”，成为近现代中国音乐历史上的另一个最强音。“为救亡”这个“副部主题”在20世纪的初叶，与“为启蒙”这个“主部主题”同时“呈示”出来之后，整个中华民族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精神资源基本上被高度有效地利用着。音乐艺术更是担当着时代精神的承担者、民族凝聚力的呼唤者的重要社会政治使命。建国以后，“为救亡”这个“副部主题”的精神内涵仍然保持着，音乐艺术也仍然高度有效地为社会各项政治任务服务着。在整个“展开部”中，“救亡”“主题”一方面从“启蒙”“主题”中汲取文化能量，另一方面从“艺术”“主题”中汲取艺术能量。通过这种“双向”汲取，这个“主题”逐渐成为整个“展开部”的中心，另外两个主题逐渐居于从属的地位。

　　遵循艺术法则、探究音乐美感、满足审美心理，这个“为艺术”的“主题”，虽然一直是柔弱的，但是它也一直伴随着20世纪中国音乐的进程。由于前两个“主题”借着社会强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威严与能量，把“为艺术”这个“主题”“挤兑”到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上去(被“边缘化”了)。但是，这个“第二副部主题”没有引退、更没有消亡。它仍然忠实地承担着自己的社会历史使命，为前两个“主题”的辉煌“展开”，提供艺术法则与技能的支持。

　　第三个时段(1976——1989)为整部“百年奏鸣”的“再现部”。

　　伴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20世纪中国音乐的“百年奏鸣”进入到“再现部”。所谓的“再现”，就是以往各个“主题”在更高程度上的再度非完全“再现”。

　　在“再现部”正式到来之前，有一个“属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是：1976——1979。

　　在中国音乐界，真正进入到“思想解放”状态的时间是1979年以后。中国当代音乐艺术就是在这个短短的十年之内，完成了一次辉煌的“再现”。“呈示部”中的三个“主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短暂而缩小了“再现”的规模。三个“主题”从文化内涵、外在形态等方面，都完成了一次超越，一次对“呈示部”的超越。表现尤为突出的就是“为艺术”这个“第二副部主题”。在以往的历史进程中，一谈到“为艺术”，立刻就会招徕“为艺术而艺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的“帽子”。在新时期这个“再现部”里，虽然这种批判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但是已经不成气候了。音乐家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谈“为艺术”这个“主题”，更可以“为艺术”而创作、表演。20世纪中国音乐在这个“再现部”中再度“奏鸣”，三个“主题”各自按照自身的规律获得了自足性的“再现”。

　　三个“主题”在“再现部”中的另一个展示特点就是：“调性回归”，即两个“副部主题”的“调性”往“主部主题”的“调性”方面“回归”。“为救亡”、“为艺术”这两个“副部主题”在新时期依次具体表现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与“艺术自律论”。“为启蒙”这个“主部主题”在新时期具体表现为：“思想解放”、“主体意识的崛起”。本质上看两个“副部主题”都是“主部主题”的外在化。因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与“艺术自律论”的目的都在于“思想解放”、“主体意识的崛起”。所以，在“呈示部”、“展开部”中三者体现出来的高度“矛盾性”，在这里消解了、统一了。

　　“后新时期”(1989——2000)是整部“百年奏鸣”宏大的“展开性”的“尾声”。

　　在这个长大的“尾声”中，前90年的各种“主题”被“并置”在一个更为宽阔的“平台”上面。与此前不同的是，这些“主题”已经不再是时代音乐的主导力量，而是时代多元音乐文化图景中的一元。20世纪中国音乐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开放”性的尾声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