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一)

　　关键语：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近现代音乐史

　　内容摘要：本文对20世纪中国音乐的文化属性、历史分期、形态特征、研究对象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近现代音乐历史的研究，应当从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断代史”研究入手。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由大而小”、“由泛而专”。指出：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如果一味地与宏观的“大历史学”、“大史学界”的研究保持一致的话，研究活动本身就会脱离于音乐艺术的本体属性和社会音乐生活的实际。在具体操作方法上，提出：1、应当改变过去“大而全”的传统学科思维，“收窄”战线，把着力点放在做“主流”的音乐创作、主流音乐家的研究上面。2、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应当把宏观的近现代中国音乐的诸多问题做体系化、门类化、具体化的处理。3、把一些交叉性的“问题史”、“门类史”拿出来，借助其他兄弟学科的知识攻关。……

　　我们已经走过了20世纪，我们正在造就21世纪中国音乐的新历史，我们还在书写着数千年以来中国音乐的古代史、近现代史、当代史。面对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应当怎样落下这沉重的笔触?这是一个横亘在每一个当代中国音乐艺术从业者面前的大问题。作为一个音乐史学从业者来讲，他一方面应当深入、细致地收集历史史料，另一方面还应当在新史料、新史学观念的趋导下，书写富于个性色彩与新史学眼光的新的音乐史。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史学学科不至于走向固步自封的境地。因为，历史的书写一直都是面向未来而无限开放的。只有在新发现、新观念的支撑下，重新审视、梳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音乐史学事业才有可能兴旺发达;我们的当代音乐事业，才有可能超越历史的局限，臻达更高的境界。

　　有鉴于此，音乐史学家、批评家戴鹏海先生在21世纪的初年，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重写音乐史”[1]的呼吁。对于这个富于历史责任感的呼吁，音乐史学界的同仁应当给予积极、认真的回应[2]。虽然笔者学浅识短，但仍不揣冒昧地提出一些自己的音乐史学观点，并试图以这种观念书写自己的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的历史。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

　　在进行这项工作之前，首先我们应当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范畴等，进行再度的审视与辨析。笔者经过长期的研究与思考认为：近现代、当代中国音乐历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加强对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断代史)的研究工作;当务之急之二，就是进行近现代、当代中国音乐史研究的时候，在研究方法上应当“由大而小”、“由泛而专”(分类史、分片史)。基于这种观点，以下将对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诸多前提性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为诸位方家、学者批评。

　　20世纪中国音乐的文化属性问题

　　首先，从中国音乐文化历史的长河和人类音乐文化版图中审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历史是丰富多彩而又斑驳陆离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一，在于音乐文化观念的转换与音乐批评标准的嬗递。所以，研究20世纪中国主流音乐文化(主要是专业音乐创作)的时候，对文化观念、批评标准进行一定的剖析是必须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之二，在于音乐文化的基础由原来的中国传统音乐的“一元化”，转化为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现代音乐的“二元化”。所以，研究20世纪中国主流音乐历史的时候，对两个文化传统进行必要的比较，也是必须的。

　　其次，从人类音乐文化历史的长河和人类音乐文化版图中审视，20世纪中国音乐的成果也是丰硕的，遇到的困难也是空前的。

　　形成这个结果的缘由之一，在于中国音乐主流文化的外部形态与内部精神内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中国音乐主流文化的出现，不是源自音乐艺术本体内部的发展动力，而是源自外部社会政治、经济对音乐艺术的要求。所以，时代的精神特征在音乐艺术的外部形态、内部精神气质方面，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形成这个结果的缘由之二，在于中国主流音乐文化的“文化身份”，一直还未被部分国人认同、接受，争议、拒斥一直在持续。20世纪的中国音乐，就是在这个不绝于耳的非议、论争中，逐步地诞生、成长、壮大起来的。预计这场论争还将持续一个历史时期。

　　再次，从人类音乐文化历史和人类音乐文化版图中的长河审视，20世纪中国音乐还不是这个历史时期的高峰，而只是21世纪或更远将来的高峰的一个准备阶段。

　　做出这个推论的依据之一，在于古典形态的中国传统专业音乐文化，自唐宋以来的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段之内，一直呈逐渐下降、衰弱的趋势。20世纪中国新型主流音乐机构、体系(专业音乐教育体系、专业作曲家群体)伴随着中国现代型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的建立而出现，这就弥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缺憾。但是，一个文化体系的诞生与成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经过艰难的孕育、成长而逐步走向壮大。20世纪中国主流音乐文化的历程，就是一个艰难的孕育、成长的历程。

　　做出这个推论的依据之二，在于中国主流音乐文化的文化根基的二元化。20世纪中国主流音乐的文化根基，第一是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第二就是西方现代型的音乐文化。两个文化体在20世纪的中国相遇、相交、相溶，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上的“隔膜”，也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上的“碰撞”。这些，都需要一定的历史时期来消解、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