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奏鸣——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四)

　　20世纪中国音乐的研究对象问题

　　正统的(传统的)中国近现代(近现代、当代)音乐史研究，是把中国整个音乐文化系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一来，在近现代历史上乃至当前现实中发生的所有音乐事项，都成为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于是，对象的庞大与队伍的弱小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队伍的弱小”不仅是体现在队伍人数的不足，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大师级学者的匮乏方面;还体现在研究、教学队伍质量的参差不齐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一直就是在这种令人尴尬的窘迫中走过来的。

　　面对于此，我们应当如何自处?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兴音乐学各学科(诸如：音乐民族学、音乐美学、音乐表演学、音乐批评学等)的崛起与兴盛，近现代音乐史的这种学科体系，再一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冲击。正统的(传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对象，很大一部分被这些新兴学科“瓜分”了。中国传统音乐在近现代的发展，被新兴的音乐民族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音乐表演艺术在传统的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中，一直未真正被纳入研究范围，随着新兴的音乐表演艺术理论研究的展开，这个领域也被从近现代音乐史学中“剥离”出来;音乐理论研究中的音乐美学、音乐考古学、乐律学、外国音乐、作曲技术理论等学科，由于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缘由，始终游离于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视线之外。

　　面对于此，我们应当如何应对?

　　以下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供大家讨论。

　　第一，这些现实都在逼迫着我们改变过去“大而全”的传统学科思维，“收窄”战线，把着力点放在做“主流”的音乐创作、主流音乐家的研究上面。形象一些的解释就是：应当“由大而小”、“由泛而专”。具体说来就是：近现代音乐史学科在今后乃至未来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应当把对20世纪中国新音乐及音乐家的研究，作为自己的重点。因为从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西方传统音乐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看来，它们也都是把专业音乐家、主流音乐家的活动及成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

　　当然，这样“收窄”视角的做法，并不是学科的自我萎缩，而是面对学术现实的自我调整。一旦时机成熟，再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全面的研究也不迟。

　　第二，把宏观的近现代中国音乐问题体系化、具体化处理，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一种把宽泛系统化、把综合单纯化的做法。这样可以在纷繁的现象世界中，找到一条较为清晰的理路，长此以往纷繁的现象世界便可以有序化。譬如：我们可以把专业音乐创作这个较为宽泛的对象，系统地按照音乐体裁分划为歌曲、器乐曲、音乐戏剧等几个大类。歌曲类中又可以分划为独唱、重唱、合唱等，器乐曲类中又可以分划为独奏、重奏、合奏等。……这样分门别类地切入，能够相对容易的把握纷繁的现象世界。

　　当然，这样“线性”展开的做法，并不是学科的自我偏执，而是面对学术现实的自我调整。一旦各类问题的研究成熟，综合汇总起来，就是一部全新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

　　第三，一些交叉性的“问题史”、“门类史”，需要借鉴兄弟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诸如：近现代中国学者、音乐家对西方音乐的学习与研究问题。既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研究的对象，也是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就需要我们站在中西方音乐史学两个学科的角度，对其进行攻关性研究。再如：近现代中国专业音乐创作技术理论的演进问题，既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的研究对象，也是音乐技术专业的研究对象。关于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按照此种思路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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