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音乐的研究基础问题
先辈及广大同仁的研究实践及成果,已经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平台”。以下略举一些影响较大的著作以为评鉴。
汪毓和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4]。
是在20世纪60年代成型的一部20世纪前50年的史书。该书的特点是:较早确立了近现代音乐史的书写体例、方法。存在的难以超越的局限是:由于成书的历史较早,该著沾带着浓重的时代印记,虽然在其后的若干年内作者几经修订,但是在学术框架的过于宽大与学术观念的相对狭隘之间所形成历史局限,不是经过几次修改所能解决的。
徐士家先生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5]。
该著是在汪毓和先生体例的基础上的深化研究。他的超越之处就在于:对有关的人物、作品、事件等,做出了新发掘、新阐释。
李焕之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音乐》[6]。
是一部较为详尽地论述中国当代音乐历史进程中诸多成就与问题的专著,写作班子强大、权威,属于“官修史书”系列。编辑部主任:居其宏。该著把“新音乐”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按照门类分划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理论、音乐教育四类。特点是:专家多、权威性强。存在的“官修通病”是:瞻前顾后、左右平衡,欲言又止、不置可否。技术问题是:前后论述重叠多、语言陈述风格杂。
汪毓和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纲(1949——1986)》[7]。
该著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相互衔接,构成了一部中国自1840至1986年以来的中国音乐历史脉络图。《中国现代音乐史纲》按照作者原有的音乐史学观,把视角伸向中国社会音乐活动的方方面面。从社会音乐生活,到传统音乐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继承与发展;从各类音乐体裁的创作与表演的情况,到音乐评论与音乐理论研究情况,都做出了自己的梳理与评价。该著与梁茂春先生的《中国当代音乐》一同成为当代中国音乐历史的代表性著述。
梁茂春先生的《中国当代音乐(1949——1989)》[8]。
《中国当代音乐》是按照历史进程与音乐创作体裁样式综合的原则构建而成的。该著属于中国当代音乐分类史专著,着重研究的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基本情况。《中国当代音乐》的特点是:大量地掌握、分析当代音乐创作的历史史料,并且对每一类音乐体裁的创作情况做出一定的宏观层面的评价,对面临的问题、取得的成就,做出了较为实事求是的批评。存在的不足是:一些作品的陈述有“列账单”的现象。
居其宏先生的《20世纪中国音乐》[9]。
《20世纪中国音乐》采取纵横结合的书写方法,《上编》以纵向的历史叙述为主。作者以洗练的笔触勾勒出中国专业音乐艺术近百年的历史进程,记录了各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事件、核心人物、重要作品、音乐思潮的基本情况;《下编》以横向的学科分类叙述为主,各个门类之间有详有略。音乐创作门类论述的详尽一些,音乐表演门类次之,音乐研究更次之。作者的这种处理完全是出于读者的考虑。存在的局限是:作者未能有效的在极小的空间内承载下整个20世纪中国音乐的综合信息。
居其宏先生的《新中国音乐史(1949-2000)》[10]
这是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当代音乐史。他的特点是:1、文字与图片相辅相成,以历史图片映照历史史实,以历史事件佐证图片信息;2、覆盖面广,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研究、音乐教育、音乐社会活动等包罗万象。局限是:包罗万象则未免泛泛而谈,个案深入不足等。
戴嘉枋先生的《走向毁灭——“文革”文化部长于会泳沉浮录》[11]。
这是一部当代音乐家的传记文学著作。作者戴嘉枋先生长期从事“文革”音乐研究,掌握了丰富的历史史料。作者本着忠实于历史的书写原则,对于会泳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做出了翔实的生活经历描述,深入的艺术人生的刻划,深刻的政治历程的揭示。
戴嘉枋先生的《样板戏的风风雨雨》[12]。
该著属近现代音乐“断代史”类书。这是一部纪录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创作、表演及其背后历史情况的著作。著作对“样板戏”现象中的核心人物——江青及其他重要的历史人物,也做出了深入的刻划与揭示。该书的出版,弥补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样板戏”音乐研究的空白。该书既深入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做出相对具体的刻划与描述;又拉开时间与空间的距离,对“样板戏”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对“样板戏”现象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做出了客观的评述。
刘靖之先生的《中国新音乐史论(上、下)》[13]。
本书是一部近现代、当代“新音乐”历史的著述。该著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历史研究的贡献,就在于使用了“新音乐”这个特定的术语,并按照这个术语限定的区域进行自己的研究。这就使得当代音乐历史研究中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新型音乐创作与表演同传统音乐相互混淆的难题得到解决。存在的局限是:作者在旗帜鲜明地扬弃、批驳汪毓和先生体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汪先生局限的另一个极端。
梁茂春先生的《百年音乐之声》[14]。
本书是一部近现代、当代音乐历史通俗性的音乐家专题研究类书。
按照历史时限与专题讲座相互结合的方式构建而成。本书的特点是:在以当代大陆音乐为主体的同时,又兼顾香港与台湾当代音乐的基本情况和重要音乐家;在专业性的基础上,又兼备了通俗性;在知识性的同时,又具有趣味性的表述。有一些史料属于首次发现与运用。不足之处是:系统性较弱,书中的一些音乐家是否具有史学价值?这都是仍需观察的。
明言的《20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15]。
该著属于中国近现代音乐“门类史”类的著述。
作者按照自己拟定的“音乐批评”定义,对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上所发生的重要音乐思想风云、音乐论争事件、音乐批评事件等,做出了自己的梳理与剖析。由于材料选择、读解、书写等方面的原因,这部“门类史”打下了作者鲜明的个性化印记。这是该著的长处,也是该著的局限。
……
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的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不仅仅局限在以上所列举的以上几个方面。诸如方法问题、史学观念问题、具体人物与作品的评价问题等等,都是我们时时需要认真面对、审慎思考的。
2003年10月7日
(该文于2005年10月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