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凌晨,银川市中山公园北门外广场都会响起欢快的流行歌曲节奏。广场舞、太极拳、踢毽子、扇子舞……让广场显得分外热闹。经过市民多年的自发组织,这里已经形成了10多个活动群体。
“去年夏天我自费买了这套机子,花了1.2万,现在来跳舞的人越来越多了。”退休老人宋丙安,今年68岁,和另一位爱好者“老雷头”,俩人换班来为大家放音乐。“平时有二三百人,夏天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在公园接电,一年200块钱,都是我们自己出。今年文化部门支持了1000块钱。”“老雷头”介绍。
像银川市中山公园北门这样的景象,在全国早已经遍地开花,可是,一方面是中老年人热情参与,另一方面却因扰民而惹出诸多纠纷。在这样群众自发的文化娱乐中,政府部门和文化馆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至今仍是个问号。
需要明确的参与政策
面对全国遍地开花的自发文娱活动,由政府出面资助并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这是很多专家和基层文化部门的意见,但他们普遍认为,对这些文化活动,可以通过文化馆加以引导,通过政策对组织者加以奖励,通过法规加以规范。被重庆北碚区文化爱好者称为“董老师”的区文化馆馆长、全国“群文之星” 董进波说:北碚区有个“缙云之声”合唱节,知名度很高,就是文化馆对自发群众文娱活动参与、引导的结果。如今,全区有馆办合唱团队9支、基层文化示范点68个、社会文艺团队536支,2000多名基层文化指导员更是遍布城乡。他认为,文化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部分,普及、辅导、引导公共文化活动,是职责所在。
其实,对群众自发兴起的文娱活动的参与和引导并不困难,关键看基层文化部门作为不作为,但在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里吸纳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就需要机制的改革,这在目前还存在很多难点。银川市文化局副局长郭林说,公共文化服务原本就是面向大众的,过去是政府管政府办,存在着部门利益的矛盾,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有时候并不清楚。现在转变政府职能,推行理事会制度和服务反馈机制,虽然有一定难度,比如人员编制、利益纠葛、观念保守等问题,但确实可以从体制机制上贴近群众需求和社会需要,而且还能改变服务方式,吸引全社会的参与。
吸纳社会力量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近几年银川一直在探索和实践。据郭林介绍,在活动主体中有三支队伍:一是专职队伍,全银川只有一个;二是群众文艺团体,银川市一共有499支,成规模的有100多支;三是各类文化义工,如今共建立了72支志愿者队伍。在办文化的主体中,有很多小型文化企业、文化传媒公司,而一些大企业则采取冠名、外包服务等方式加入进来。
说到难题,郭林认为主要是相关政策落实不了,尤其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落实,关系到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积极性。他希望能尽快出台一些具体政策鼓励企业的热情。
需要创新的参与方式
社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措施和参与方式都需要创新,但目前大多数地区还缺乏这类措施,所以,成果并不理想。
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祁述裕教授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引入竞争机制,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发展”,这就为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明确了方向。他举例说,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图书馆应该由政府包办,但民办的科教图书馆就办得很成功,已在10个省市建立了25家加盟馆。浙江宁波市还因势利导,采取国助民办、民企民办、合作联办等形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民办博物馆已达30多家。祁述裕认为,应该走出政府包办的模式,探索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形式,比如补贴居民的文化消费,就可以调动文化消费的热情,也使低收入群体能享受到高水平的文化产品。
宁波市鄞州区近年来一直将社会力量参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改革创新的方向,出台了政策导向目录、资金管理办法、绩效评估办法、考核奖励办法等政策,做到政府购买服务有制度、有规定、有方向。目前民间资本投资4.6亿元,建成了14个民办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开放。以民营企业参与运作的公益文化活动为代表的“活动运作型”,以公共文化设施市场化托管为代表的“设施运营型”,以文化义工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为代表的“义工服务型”,已成为当地公共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其布厄,是傈僳族弹拨弦鸣乐器。傈僳语“其”是弦子,“布厄”为傈果,意即圆筒形的弦子。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