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上海,音乐在成长(二)

　　为了小提琴的“民族化”，何占豪与陈钢闹了不少笑话。两人甚至想过弄四把琵琶上台，被老师一句“外国人不会弹琵琶怎么办?拿掉!”顶了回去;他们也想穿插一段唢呐吹奏来表现“马文才娶亲”的搞笑段落，直接被老师批为“瞎搞”;甚至最后的“化蝶”章节在当时也是没有的，何占豪与陈钢二人自认是新中国进步青年，不相信封建迷信，压根就没写这一段。当哭笑不得的老师要求他们补上“更美的化蝶”时，何占豪急得直言：“我已经美不出来了!”回想起这一段，何占豪依旧笑得很大声。多亏他想起自己曾在杭州看过苏州昆剧团《牡丹亭》的演出，跑遍上海找到这段昆曲中的笛子独奏材料，再加上越剧《白蛇传》中《断桥》的部分及哭腔，才完成了最终的“化蝶”部分。

　　临近首演，骑车经过淮海路一带的陈钢还将夹在自行车后座的《梁祝》总谱遗失了。何占豪此后便一直将《梁祝》长达半年的坎坷创作称为“蚂蚁啃骨头”，是靠很多人抬着帮着，在多位老师的指导下才完成的集体产物。“我、陈钢和丁芷若就是当时比较大的三只蚂蚁。”首演之后，何占豪从未想过《梁祝》会是传世之作，但在田间劳作的他还是接到了学校打来的电话，说是有电视台要采访他，他才知道《梁祝》开始声名鹊起。当时的上海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丁善德建议说，既然“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出了《梁祝》这样好的作品，不如把这一演出形式固定下来，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上海之春”。

　　《梁祝》催生“上海之春”

　　《梁祝》诞生以来伴随的传奇，以及1959年“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结束后的广受好评，直接催生了丁善德办“上海之春”的想法，“欧洲有一个‘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办一个‘上海之春’?”《梁祝》让丁善德觉得上海有创作实力，也可以“出作品，出人才”——这也是“上海之春”一贯坚持推崇“新人新作”理念的由来。而在此后半个多世纪内，几乎没一个上海音乐家的成长能绕过“上海之春”。

　　1960年5月，由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的首届“上海之春”正式启动。丁善德是幕后的组织者，“他虽不是音协的主席，却是实实在在的实干家。”何占豪说，“上海之春”里里外外的事务都由他一手操办，瞿维、王云阶、朱践耳、施咏康等人也是当时的组建者，吕其明是组建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比何占豪他们大不了几岁，都是已经有了代表作品的大作曲家。

　　《梁祝》在1960年首届“上海之春”上又被隆重演奏了一遍，只是小提琴手换成了俞丽拿的同学沈榕，前者的演奏委婉抒情，后者的节奏明快流畅。现任上海音协主席陆在易在这一年还是上音附中初三的学生，在当时文艺演出并不丰盛的情况下，载歌载舞的“上海之春”成了17岁的陆在易饶有兴趣的观摩对象。第二年，他写的作品就登上了“上海之春”的舞台。而陆在易的同班同学赵晓生(上音博士生导师)在当年便有机会登台指挥上音附中、附小的管弦乐团演奏了一台柴可夫斯基的《小天鹅舞曲》，“那时我好奇心强，喜欢照着老师指挥的样子瞎比画，当时上音指挥系主任杨嘉仁看我一个小孩装模作样觉得好玩，就让我去指挥了。我没心没肺的不知道紧张，也不知道什么意义重大，反正就那么上去了。”

　　陆在易与赵晓生在1960年还是少不更事的懵懂少年，但年少成名的何占豪与陈钢，却要开始承受成名的代价和压力。在最初“上海之春”的组办筹建上，丁善德除了将上海全市的作曲家组建起来，也把有一定创作能力的青年作者聚集在了一起 “抓”去集训。他们除了每月要去音协开创作交流会，还必须汇报自己的创作计划、作品构思与写作进展情况，以求得相互的监督和帮助。音协的“咄咄逼人”有时压得何占豪等人喘不过气来，因为这一年的“上海之春”演完了，下一年的作品就要开始准备了，“就像催命鬼一样，要一直想着明年拿什么东西出来。”

　　当时的中国处处落后，惟民众憋着一股想为国出力的劲。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歌剧院四所专业院校团体是当时的创作主力，因不出作品就会有“落后”的舆论压力，院团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竞争。“上海之春”逐渐变成各院团彼此较量的重要舞台。演出之前，“上海之春”会有专业评委到各个院团去筛选打分，差零点几分就上不了演出台，这也为演出保证了质量。朱践耳的《英雄的诗篇》、吕其明的《红旗颂》、瞿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旋律一响就能让人穿越时光的传世之作，都诞生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