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题材戏曲剧目要历史地完成舞台呈现(三)

晋剧《大红灯笼》剧照

　　女性题材新编戏曲剧目创作和传统戏的整理改编，突出女性人物独特性、思想性的同时，还需历史地、艺术地完成呈现。

　　女性形象的塑造在戏曲表演舞台上是需要的，在艺术创作上也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一是长久以来，中国男权社会的性质使女性天然具有弱者的地位，悲剧作品中塑造成悲剧人物有感染力;二是同样的事迹、行动由女性担当起来更具有典型意义，女英雄更能成为榜样;三是女性与男性性别上的差异，导致了其在生理和心理两方面与男性的迥异，进一步导致其思想意识、价值观上的殊异。女性题材这块肥沃的土地自然是不会被剧作家轻易放手的，不过，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却很容易过度突出独特的一面，未能历史地、艺术地完成舞台呈现。

　　京剧《建安轶事》中，蔡文姬作为一代才女并非少情寡欲，和普通女性一样她也渴望自己拥有美满的爱情生活，但是她又无法忘却自己的过去，在面对左贤王和自己的孩子阿迪时，她表现出一种无法抹去的留恋。这样的人物恰恰就是真实的人物、可信的人物，她既雄才满腹，又忧思难解;她既思念中原家乡，又难舍丈夫孩子;她既才学出众，又抹不开儿女情长……蔡文姬一生为情所伤，三嫁其夫，又怀着满腔壮志完成了《后汉纪》 。这样一位命运多舛、情感波折的女性并没有被人为地提纯、拔高，不完美的文姬恰是真实的、感人的、美丽的。

　　戏曲舞台上主人公被主观拔高、故意雕琢的做法并不少见，尤其是在革命现代戏创作中，这也是此类作品不吸引观众、感染力差的原因所在。刘胡兰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位可亲可敬的青年女战士，更是一位信仰坚定、意志顽强的革命烈士。豫剧《铡刀下的红梅》和晋剧《刘胡兰》都是歌颂这位民族英雄的戏曲作品，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各自不小的成就。《铡刀下的红梅》在戏剧结构上更加紧凑，集中表现的是刘胡兰上法场后与敌人英勇的周旋和坚强的意志，不愧称之为“女英雄” 。晋剧《刘胡兰》另辟蹊径，通过刘胡兰的身世、家庭环境、参加革命过程，以及她为革命保守秘密而壮烈牺牲的动人事迹，艺术地再现了这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共产党员。该剧以真实的情感生活、生动有趣的细节、可亲可敬的人物，在轻描淡写之中塑造了一位不平凡的英雄，一个真实、可爱的小姑娘。作品充分尊重了人物的历史真实，合理把握了她的心理特征，不超越，不拔高，没有把刘胡兰写成反抗精神强烈，从小就是个强人、英雄那样的人物。孩子，毕竟是个孩子，十多岁的女孩非要比成年人还强三分，令人难以置信。这样的处理在其他作品中屡见不鲜。

　　二人台《花落花开》也是在琐碎的日常生活、良心考究中塑造了诚实、善良的月清;京剧新编历史剧《才女鱼玄机》描摹了一位诗赋满怀、情真意笃、因爱所痛、为情所困的才女，塑造了一位思念成疾、自甘沦落、大张艳帜、醉生梦死的鱼玄机。她的形象并非冰清玉洁、品德高尚，恰恰反映了唐代道观生活的混乱、部分女性的放纵等状态。汉剧改编传统戏《宇宙锋》 ，在历史语境下着重表现了赵艳容的心理变化历程，达到了修旧如旧的目的和效果。

　　现代戏、新编历史剧与改编传统戏以女性题材为资源进行挖掘创造，拓宽了戏曲题材的空间、丰富了戏曲人物形象，产生了众多性格鲜明、思想解放、聪敏睿智的女性形象和作品。与此类成功剧目的创作理念不同，有些剧目则为了突出悲剧性、深刻性、特殊性、传奇性，将女性塑造成了高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或政治家。这些女性又有一大批都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和批评精神，具有超越男性抗争精神和价值理念的世界观和英勇事迹。当然，这样的女性无论在当今全球化的中国，或是源远流长的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中都会存在，抑或是剧作家的价值理想的再现;但是，这种创作理念绝不能过度膨胀，如果中国的历史完全都是由如此性格的女性“统治”着，恐怕历史早该改写了。因此，笔者认为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要紧紧抓住她们的独特性和感染力，同时也要从历史背景和时代特征角度出发，艺术地、真实地完成舞台呈现。(中国艺术报/智联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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