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产业变迁:中国唱片业三十年(二)

　　赖秀薇仍记得30年前从惠州歌舞团调入夏里巴音像出版公司做编辑时的情形。“那是1983年，整个唱片业火得不行。要进入音像公司都要凭一些特殊关系。”进入唱片公司工作，成为当时最时髦最有前途的工作。

　　改革开放让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港台流行歌曲。“原来还有这么唱歌的!”赖秀薇和李海鹰都记得当年第一次听到邓丽君时的惊讶。“扒”港台歌曲，找内地唱得像的歌手翻唱成了唱片公司最早的盈利方式。传统音乐行业里的青年人纷纷投入这个行列。

　　李海鹰和赖秀薇一样，也是在1983年入的行，主要的工作就是为中唱和太平洋“扒歌带”。就像当时的时代氛围一样，面对那么多新事物，李海鹰也总是处于兴奋状态。“在中唱做四首歌的编曲，可以在录音棚里面住一个月，当然是很兴奋的!”

　　在人们还对“流行音乐”这个新名词一知半解的年代，“扒带子”成了最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流行术语。据说，因为容易赚快钱，当时全广东唱片业与音乐人都参与了这个工作。之后闻名乐坛的创作人陈小奇、马小南、陈洁明等人，都是当年的“扒带”高手。老一辈的通俗歌手如陈明、毛宁等，也都无可避免地扮演过“二传手”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唱片公司从成立开始就没有版权意识。每一张唱片的制作，公司基本都是以劳务费或工资的形式与编曲、制作、歌手结算，更不会向港澳台，甚至海外的原创者支付版权费用。歌手成方圆在一次采访中就曾回忆，当时自己的一张翻唱碟销售百万张，却只能拿到700元的劳务费。

　　这种低成本高收入的模式使唱片业成为改革开放之初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行业之一。“当时太平洋一年的纯收入和广州的南方大厦百货商店相同!”李海鹰回忆说。到1985年，成立仅仅6年之后，太平洋就不仅为广电总局建起广东电视台大楼，还在广电局的大院里建起了太平洋自己的大楼以及广电局的宿舍楼等多幢建筑—这些建筑在当时的价值也超过了3亿。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30年后回头看唱片公司最早的发展，李海鹰不无感慨地说。在他看来，中国唱片公司前期的迅速发展与不注重版权保护相关，后期迅速的败落也与此相关。他说，版权是唱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欧美公司的版权意识非常强，这为日后在技术挑战下的唱片公司提供了一道屏障。

　　然而这些都是后话了。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于包括唱片业在内的许多行业来说，都是个野蛮生长的年代。人们忙着疯狂地吸收外来一切新鲜事物，无暇他顾—这就为日后唱片公司的迅速衰败埋下了伏笔。

　　危机已悄然出现。

　　告别浪漫

　　在赖秀薇的唱片业发展年表里，1986年是一个不能跳过的年份。这一年，赖秀薇开始感到了市场的压力，而在此之前，“唱片公司出什么，市场就能消化什么”。

　　由于全国各地出现不少唱片公司，产品类目增多，经销商在资金流上无法配合。1986年开始，唱片公司与经销商的合作模式从原先的购销变成了代销，也就是说，经销商可以赊账提货了，而且卖不掉的可以退货。这对唱片公司的计划与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赖说：“有些公司的退货率能控制在10%，有些是在20%，还有些甚至高达40%。”事实上，这一改变增加了唱片公司的风险。日后看来，这也成为许多唱片公司迅速倒闭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或许是因为市场的压力，或许是因为如李海鹰所说的"扒"别人的歌没成就感”，1986年也是中国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爆发的一年。这一年，太平洋推出专辑《为我们骄傲》，实验性地收录了包括李海鹰在内的7首本地原创歌曲。此外，为纪念世界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的《让世界充满爱》，以及崔健的《一无所有》都让中国人沸腾了起来。